▲資料圖：頻繁接到AI騷擾式營銷電話，令無數市民煩不勝煩。圖/IC photo

　　“這里是上海種植牙口腔醫院，請問你有沒有牙齒方面的需求……”幾個月來，當地市民頻繁接到以上述話術開場的騷擾電話。

　　據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調查發現，這類騷擾電話背后，有公司專門負責“AI外呼電推”，即通過“盲打”方式，幾乎將所有市民的電話號碼全部打一遍，剔除確認有需求的、明確拒絕的市民后，再對剩下市民進行二次、三次撥打。如此操作“挖掘”出對種植牙有需求的市民，進而將這些信息出售給民營口腔診所。

　　聽起來“工程量”巨大的“盲打”篩查，在AI(人工智能)的加持下，通過電腦系統外撥“一天幾十萬、上百萬條就出去了”，也讓無數市民煩不勝煩。

　　近年來，生成式AI在技術上一路高歌猛進，算力、算法、數據已然成為新型生產要素。但總有唯利是圖者，率先想到的不是合法應用前沿科技成果，而是利用AI技術在違法的邊緣試探。在他們看來，最現實的改變，還是讓AI先給自己賺更多錢。截斷這一路徑，正是法律和法治存在的意義之一。

　　當看到與AI相關的違法犯罪，先別忙著指向“立法空白”。“AI外呼電推”，人工智能只是“表”，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才是“里”。“AI外呼電推”為何能迅速成行成市，并影響到數以千萬計的受害人?核心還在其通過非法收集、篩查并出售公民個人信息，實現了較以往的營銷更為可觀的“轉化率”。

　　不管在何平臺、以何為載體、利用何種技術，只要非法收集公民個人信息，就可能涉及我國刑法規定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舉凡竊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均為該罪的罪狀。對觸犯該罪的市場主體，刑法還采取了雙罰制。即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均有各自的罰則。

　　報道稱，口腔診所通過購買挖掘出的市民信息，投產比能達到1比5、1比6，也即投入1萬元，就能帶來5萬-6萬元的營業額。供需雙方收益可觀，且短期之內就能看得見，一個完整的“AI外呼電推”產業鏈條，由此迅速鋪就。

　　作為購買方，利用買來的個人信息用來輔助合法經營，看似無害，實則也涉及相關犯罪。購買、收受公民個人信息，與收集、出售公民個人信息一樣，只要信息獲取手段不合法，符合刑法規定的犯罪要件，就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

　　事實上，為推銷產品、擴大市場規模等合法經營而購買、收受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較之非法收集、出售公民個人信息更為常見，且常因經營行為合法，和雙方達成合意的“買賣”而掩蓋了非法的本質。

　　針對這一常見犯罪模式的定罪量刑問題，“兩高”在《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有專門規定。所謂“行業顯規則”“各家都在做”，并不是購買方可以免責的理由。

　　為合法經營活動購買公民信息也涉嫌犯罪，但現實中卻普遍被誤讀或被漠視。這也凸顯出，在嚴格執法減少犯罪黑數和強化法治宣傳提升個罪知曉率上，還有不少改進的空間。

　　除卻刑事責任，有效的民事救濟也能大大減少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的發生。包括中國在內的多數國家均有明文規定，向手機用戶發布推廣營銷類消息，必須取得用戶明確的許可。在一些法治發達國家，違反者不但將承擔刑事責任，還將受到高額索賠，且受害人有權自由選擇以電信運營商或非法收集、出售、購買等責任主體作為起訴的對象。

　　而在現實生活中，鮮見因被電信騷擾而訴諸司法并獲巨額賠償的個案。雖然我國廣告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等多部法律法規中，均有“未經接收者同意或者請求不得以電子信息等方式向其發送廣告”的明確要求，但由于相應罰則的缺失，問題方主體責任不明晰，運營方囿于自身利益響應不積極等因素，導致法律要求成了“宣示”，執法成了“無牙的老虎”。

　　基于電信運營商相對集中的現實，治理本應更為高效。當務之急，是跳出電信運營商和平臺企業的利益藩籬，堅守以民為本的初心，針對不同的責任主體完善責任體系，提升發送騷擾、推廣信息的法律風險和經濟風險，真正為公民個人信息保護建好隔離墻。

　　撰稿 / 王琳(法律學者)

　　編輯 / 徐秋穎

　　校對 / 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