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經濟社會動蕩不安，中國企業面臨的內外部環境充滿不確定性。「問路」專欄第三期，我們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的溫鐵軍教授，并就“金融開放”這一話題展開了深度討論。與大多數積極支持的聲音不同，溫鐵軍教授認為金融主權是一個國家經濟主權中最為核心的部分，不能輕言是放還是不放，它要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了什么程度，實際需求是什么。

　　溫鐵軍教授從60歲開始，先后擔任農業銀行、中國郵儲銀行的獨立董事。他坦言，自己雖然不是金融專業出身，但至少也因此有了10年的銀行工作經驗。他多次應邀與歐美日投資集團對話，對于海內外金融情況有較深的了解。而從2000年開始，他還帶領團隊開展對發展中國家比較研究的工作，實地走訪巴西、土耳其、印度、委內瑞拉等很多發展中國家，調查和總結它們的經驗與教訓。這項工作至今已開展了20年。近期，此研究成果被集結成《全球化與國家競爭》一書出版發行。「問路」專欄正是關注到了這本書，才有了要對溫教授做一次深度訪談的想法。

　　“上世紀90年代之初，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變之后，我一個人背著包去那些國家走了一圈，被當時那些國家的貨幣現象所震撼。回來后，我是帶著滿肚子的問題在實際工作中去尋找答案的，多年后再加上有了金融部門的工作經驗，才形成了今天的這些觀點。”在溫教授看來，如果中國在現階段放開貨幣管控，允許外匯自由兌換，那么結果很可能被美國濫發貨幣的洪流沖決我們的閘門，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以下為本次專訪內容精編，不代表平臺觀點，歡迎爭鳴與討論。

　　口述：溫鐵軍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采編：楊羽婷

　　來源：正和島商業洞察

　　01、美國大規模增發貨幣，中國面臨輸入型通脹是必然!

　　一個客觀事實是，美國在華爾街金融海嘯之后，奧巴馬政府采取的救市政策就是超發貨幣。此后的特朗普政府，以及現在的拜登總統，也是采取同樣的做法。

　　我們理解2008年次貸危機引發金融海嘯之后美國當政者的做法，畢竟美國經濟的80%都是由金融資本經濟及其派生出來的服務業構成，出現危機，美國只能救金融。如同中國如果發生危機會救實體，而美國發生危機是救金融，這是因為各自的國情不一樣。如果中國發生危機也像美國那樣做，那么就用錯藥了。所以美國的做法對美國是合理的，只是一發不可收拾了。

　　美國大規模增發的貨幣，制造了大量流動性進入投機市場，從而引發原材料、能源、糧食等市場的價格大幅度上漲。在美國救市、大規模增發貨幣之前，一桶石油的價格只要30美元左右;當它開始大規模救市以后，石油價格上漲了4～5倍。還有，小麥的價格上漲了2倍，玉米價格上漲了1.7倍……這都是大量增發貨幣造成的結果。

　　美國濫發貨幣，但通脹并不在美國發生，而是通過美元的流動性向全世界進行轉嫁。為什么會是這樣的結果?

　　以中國為例：我們都知道，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進口國，原油的價格翻了4倍，中國也得按照4倍的價格進口，那么中國廠商使用原油作為原料或能源來生產的時候，生產成本就上漲了;同時，中國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糧食進口國，進口的糧食價格，比如小麥的價格翻了兩倍，那么中國的廠商就必須以兩倍的價格進口……這就叫做“輸入型通貨膨脹”。

　　同時，我們再看美國，因為美國的消費品是靠中國以及其他很多國家提供的。發展中國家向美國提供廉價的消費品，美國的商品價格還是便宜的，因此美國不發生通脹，通脹會發生在其他國家。這就等于美國可以不斷地向世界轉嫁它自己濫發貨幣的成本。

　　因此，美國政府不論哪個政黨當政，一屆接著一屆都在做著同樣的事情。無論現任的美國政府如何批評上一屆政府，但到他這一屆，還是會繼續超發貨幣。在這件事情上，至少新世紀以來并沒有改變過。

　　02、是否金融開放，需從符合本國利益的要求出發

　　美國政府在濫發貨幣的同時，尤為強烈地要求中國金融開放。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打開大門，放開貨幣管控，允許匯率自由兌換，結果會怎么樣呢?那當然就是被人家濫發貨幣的洪流沖決我們的閘門。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適當地放緩金融開放的節奏，那是符合我們自己本國利益要求的。

　　要知道，在資本主義全球化階段，參與全球化競爭的主體，不是個人，不是企業，而是國家。在我們跟蹤調查的那些發展中國家中，看到的最為慘痛的教訓就是所謂金融垮塌的“國家失敗”!最近我們通過媒體可以看到土耳其的情況，土耳其本國貨幣連續遭遇跨國金融資本的暴擊，匯價一路狂瀉，使得外資有機會抄底土耳其本國資源和資產。

　　那么，中國應該選擇什么時候真正實現金融自由化呢?應該是同時滿足以下這兩個條件的時候。

　　第一，只有當中國完成了人民幣對國內資源的貨幣化和對國內資產的資本化之后，并且資本市場對國內已經完全開放，使得國民可以用人民幣在國內直接交易任何東西。

　　第二，當中國的進口大于出口，需要人民幣成為國際硬通貨用于結算的時候。因為使用人民幣去購買別人的東西，是需要人民幣升值的，這和為了更多地出口，去壓低人民幣的幣值，好讓別的國家更多地購買我國的商品，完全是兩個不同的階段。因此人民幣在什么時候變成國際貨幣，取決于中國什么時候需要大規模進口。

　　所以中國金融不是簡單的“放開就好”或者“不放開就好”的，社會上單純地爭論這個好、那個不好是沒有意義的。重點在于：中國需要什么?如果沒有對國家利益進行一個基本的考量，恐怕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就是缺乏嚴肅性的。

　　那么，中國什么時候能符合上述兩個條件呢?很難說!以現在這種中國被美國不斷地制裁，不斷地制造沖突、強行脫鉤的狀況，我估計這個時間會往后推。而且越是在這樣的時候，我們越要自我保護。

　　這不是現在網上那些單純的意識形態上的炒作。我們現在經過了70年的國防建設，畢竟有了自我保護的軍事能力，不至于再像過去那樣任人宰割。只不過，特別尷尬的是，我們國內的宣傳媒體還沒有建構起自主的話語體系和參與國際話語競爭的能力。

　　《全球化與國家競爭》這本書，是我們團隊花費了近20年的時間對發展中國家進行了長期的跟蹤觀察和實地調查，得以進行有依據的比較研究，進而對它們的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做出的總結。因而我們覺得這些內容還是具備一定的話語構建能力的，既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獨樹一幟。我們并不主張打話語戰，但自己本國的話語能力不應缺失，完全沒有平等對話就太糟糕了。

　　03、中國未出現過摧毀性的金融危機，得益于勒住野馬的體制

　　美歐日都搞“量化寬松”。大量增發出來的貨幣就是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能會掉下來。所以，一個國家一旦進入到金融資本經濟階段，要想進行有效的調控，是很難的。但是，中國之所以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出現過惡性爆發的摧毀性的金融危機，取決于一個勒著野馬的體制。

　　有的海歸青年問我：“溫老師，你在銀行干了這么多年，有沒覺得銀行的董事會制度、上市公司治理等存在一些問題?”我說：“按照教科書，你們所討論的問題都對，但是你們缺一個基本知識，那就是中國的金融不出大事是因為領導班子有‘黨管’。我們幾乎所有的大型銀行全部實行‘黨組制’，這個在西方的教科書上沒有。”

　　很多人都想知道，中國為什么一直沒有出現過惡性的金融危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黨組制、中央金融工委就是“勒著金融這匹野馬的韁繩”。中國各大銀行的董事長和行長都是黨組書記、副書記。

　　為什么美國這么反對中國的國企制度?也許就因為美國沒有這套有效管控制度，它的金融資本是由牟取私人利益的資本家控制的，而我們的資本，特別是大型金融資本集團，是由黨代表國家在控制的。在全球進入金融資本壟斷時代以后，中國的這種制度可能是全世界在控制大型金融資本方面最為高效的，而不是那些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

　　現在，中國的金融資產總量已經是美國和日本的總和了。在擁有這么龐大的金融資產總量的情況下，中國還能大家齊步走，保證不出大事，不發生大型金融危機，就是因為“野馬”被“韁繩”緊緊地勒著，客觀上形成了有效控制。

　　我的這些觀點，并不代表我就認同金融體系被國家壟斷控制，這里要跟大家討論的，是在金融資本的全球競爭中，哪一種金融資本的運作體系是可以服從于國家對宏觀經濟做有效調控的。從目前看，我國的這套多元化的金融監管體制是有效的，而且還是效率極高的。

　　04、貨幣關乎經濟主權，中國應控制貨幣主權

　　我在給學生講課的時候，經常會抽出一張人民幣，問：“這上面印的誰?”“毛主席。”“為什么是他而不是別人?為什么國民黨時期的貨幣上印的是蔣介石而不是別人?為什么印度的貨幣上印的是甘地而不是別人?為什么美國的貨幣上印的是富蘭克林、羅斯福、林肯等美國的幾大開國元勛，而不是別人?”

　　這實際上是因為貨幣信用派生于國家政治強權，代表著無論是何種黨派，都要公認這個國家的開國元勛頭像代表的國家權威——一個國家的主權中最為基礎的部分就是經濟主權，而經濟主權中的核心主權就是金融權，貨幣代表著一個國家政治主權派生的金融主權。

　　金融主權在很大程度上，關系到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很多發展中國家長期處在非貨幣化的經濟過程中，當進入現代社會以后，會以金融作為財富的標志，大部分交易也都推進貨幣化。但是，中國還有大量的資產尚未完成用貨幣標識的市場交易。比如在中國的農村，很多老百姓還是喜歡實物交換的形式，鄰居之間互相幫忙做點什么，這種勞動力和物品的交換并不走貨幣的形式。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發展中國家將自己的金融權拱手相讓，那么就意味著本屬于本國的很多資源被別國的貨幣來推行貨幣化，產生的貨幣化收益也是別國的。這也是我在《全球化與國家競爭》這本書里反復強調的觀點。

　　1991年蘇東發生劇變的時候，我自己背著包去蘇聯和東歐國家走了40多天，被這些國家當時的貨幣現象所震撼，后來才逐漸形成了“國家應該維護貨幣主權”這樣一個看法。

　　蘇聯和東歐國家原來都屬于計劃經濟體制。它們當年認為“金融資本是資本主義中最腐朽的”，所以進入工業化可以，但不能進入金融化。整個蘇聯東歐國家全部是換貨貿易，直接調撥產品，不用貨幣——在那個年代，人類是一個世界有兩個平行的體系：西方自由資本主義體系是高度金融化的，而同時在蘇聯、東歐包括中國在內，都是去貨幣化的。

　　當實行國民經濟去貨幣化的時候，貨幣標價并不真實代表著一個東西的真實價值。比如那時候，我們在飯館里吃一碗面只要8分錢，那并不意味著這碗面就只值8分錢。再比如，我們以前在北京坐地鐵只要2毛錢，但是如果仔細想想，就會意識到整個地鐵運行下來的成本不可能僅僅2毛錢。

　　而當年整個蘇聯東歐體系都沒有貨幣化，它們有豐富的資源和龐大的物質資產，結果在解體以后，美元、德國馬克、法國法郎、意大利里拉等這些貨幣進入到蘇聯東歐體系，把它們的資源和資產都貨幣化了，這就給西方形成了巨額的金融化收益。這些金融化收益使得西方國家在90年代陡然暴富。從此，西方世界進入了金融資本主導全球化的新時代。

　　所以，金融主權是一個國家經濟主權中的核心主權，茲事體大，不能輕言是放還是不放，它的開放與否必須符合國家利益，取決于這個國家經濟發展到了什么程度，實際需求是什么。

　　05、結語

　　開放金融市場所帶來的資本自由流動以及所形成的積極影響是很多教科書都解釋過的。很多金融家們也都按此做過各種各樣的宣講。但是，蘇東劇變之后，這些換貨貿易國家的非貨幣化經濟被他國的硬通貨完成貨幣化，并進一步完成資本化的過程，所帶來的金融主權喪失的嚴重危害在全社會還沒有形成廣泛的共識。所以現在關于金融開放，還是一面倒的聲音。

　　中國是一個有著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是地理資源、氣侯條件等各方面都非常有優勢的國家。所以我們一直認為，假如中國能夠用自己的主權貨幣先來完成對本國資源的貨幣化交易，那么其中的制度收益就是中國自己的，需要遏制的是這個過程會加劇貧富分化。

　　我們給出的觀點的可貴之處，就在于我們在一面倒的積極解釋中，給出了一點另類的聲音。它的出現不在于要形成對立，而在于在原來完全沒有意見的情況下，現在總算有了。這是“有”和“沒有”的差別。所以我們現在給出的一點解釋，讓大家在關于“金融開放”這個問題上的認知相對豐富了一些。我們并沒有要任何人接受，僅僅希望它能成為一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