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下半年，教育部把“雙減”列為“一號工程”，密集出臺多項文件，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推進“雙減”實施，讓中國的教育生態產生了明顯的變化。
如今，不少家長見面已不再談論報了哪個培訓機構，因為昔日門庭若市的學科類培訓機構已難見蹤影。孩子回家后的作業形式和內容也發生了變化，“動手”和“動口”的作業取代了很多“動筆”的作業，不少孩子甚至能在課后服務時段就已將作業全部完成。中午時分，學生們在校有了午休的空閑;到放學時，課后延時服務又讓很多家長擺脫了“3點半接送難題”，從容地在下班后接娃回家。
在慶幸“雙減”政策帶來這些改變的同時，不少人也看到了一些“雙減”政策背后的“難為”。由于學生和家長這些“剛需”的存在，當前依然存在著各類以思維拓展名義的學科輔導以及活躍在地下的“眾籌私教”等。
如何讓“雙減”發揮更大效用，從而治標又治本，真正破解教育焦慮?
“雙減”政策背后的“難為”，根源是什么?
近兩年，在有關部門的霹靂手段下，“雙減”政策的落地有效遏制了過重的校內學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對校外培訓機構打出的治理“組合拳”，的確遏制了校外培訓負擔。但事實上，很多校外培訓并沒有消失，而是悄然從機構轉身變成了“個體老師”。“眾籌私教”“一對一”等成為家長的新寵，以往到培訓機構報名補課漸漸演變為直接找老師上課。
大量學科類培訓壓減，并不意味著校外培訓行為徹底從教育生活中消失，而是以更加隱秘的形態出現在教育生活中。可以說，培訓形態已經從明處轉到暗處。有些培訓機構從線下轉到了線上，采用自身開發的軟件來躲避監管。也有些機構以非學科名義開展學科培訓，名為“思維拓展”，實則教授數學，名為開展素質教育、上書法課，其實是在補習語文等。
不可否認，“雙減”政策的出臺，不同程度減輕了學生和家長群體的負擔、焦慮，但對部分家長而言，教育焦慮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從焦慮轉向了隱憂。就像一些人所擔心的，現在孩子作業少了，沒地方補課了，這固然是好事，但會不會存在其他孩子偷偷補課，自己孩子將來成績落后的情況呢?
這些“難為”的背后，深層次原因是什么?在推動教育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好“堵”與“疏”的關系?
據筆者觀察，在當前部分政策的執行中，更多的還是采用了“堵”的辦法，采取的多重舉措均是堵住可能增加教育負擔的要素，所以雖然當前的教育焦慮降下來了，但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大家熟知的“劇場效應”，形象地描述和解釋了教育“內卷化”現象，即學習猶如一群人在劇場里看劇，有一個人因為某種原因站了起來，他后面的人覺得影響到自己觀看，也站了起來，接著越來越多的人站起來看，最后劇場內所有人都站起來看劇，但大家都站起來時，除了覺得更累并沒有因為站起來而獲得任何更多的東西。
以“堵”為主的政策取向，就類似在劇場中設置了不允許站起來的規則。這種外顯的行為可以管住“站起來”的行為，但無法管住有人在座位下放本書或坐墊。而想要讓大家更有秩序更舒適地看劇，根本之策在于采用“劇場分散效應”，即改變劇場結構，比如變常規劇場為球幕劇場，劇幕不僅設置在前方，也可以設置在上方、左方、右方，甚至是后方。劇場的臺階可以是起伏的，座位設置為可移動、可調整的。如此，沒有人會想著站起來觀劇。
如果以上“劇場分散效應”成立，那么，“雙減”政策執行，也可以考慮采用疏堵結合的價值取向，以改變教育內部和外部的結構作為主要途徑。
考試難度不降低，所謂“減負”都是空談
要更好地發揮“雙減”政策的導向價值，不能就“雙減”談“雙減”，而應站在教育綜合改革的高度，更加宏觀地看待“雙減”。
近兩年來，“雙減”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績，得益于強有力的政策執行。我們認為，疏堵結合的政策取向，強有力的政策執行仍應堅持，避免政策反彈。同時，針對當前棘手的“難為”問題，應強化政策宣傳，讓家長和教師更加認同“雙減”政策。加大政策能動性，突破現有瓶頸，賦予基層學校更多自主權，如實施彈性工作制破解課后延時教師負擔問題，給學校足夠空間，避免一刀切。教育行政部門應加強政策引導，引導教師評價轉向，轉變目前仍以升學率、分數作為主要考核內容的評價方式，代之以“五育并舉”方式，降低分數，增加德育、體育、美育和勞動教育的考核權重，以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為主要考核方式，重點考察增值評價的情況，引導從根源上減輕學生學業負擔的問題。
變革課程內容才能觸及“雙減”的根本，不改變課程內容的“雙減”實際上只是形式上的“雙減”。筆者認為，變革課程內容的方向應是根據不同學段，酌情降低課程難度，同時，大幅減少低年齡段重復訓練。小學階段就開始刷題，提高做題效率等行為要堅決減少，如小學二年級“一分鐘之內做20道100以內加減法”的類似做法應視為嚴重摧毀學生創造力的行為。此外，相關考試難度也應相應降低。考試是指揮棒，如果沒有考試難度的降低，其他的減負都是空談。
同時，讓基礎教育階段的教師有序流動，不失為減輕家長和學生焦慮、促進教育公平和營造良好教育生態的關鍵一招。家長和學生的教育負擔和焦慮不僅來自學業負擔本身，也來自學生與學生、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比較。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教育均衡發展也是減輕教育負擔和焦慮的重要因素，而教師均衡是教育均衡的核心因素。從國際上看，不少國家和地區在義務教育階段均實施著有序的教師流動且效果很好。去年，北京市曾推出教師輪崗計劃，這一舉措是我國對于教師流動的新嘗試，也指明了未來實現教育均衡和“雙減”的方向。但需要注意的是，教師流動是系統工程，需要循序漸進地開展，需要做好相應的保障制度，避免教師流動的消極因素大于積極因素的情形發生。
拓寬教育供給，扭轉“唯名校”“唯學歷”用人導向
如果說以上幾方面是變革基礎教育內部結構，使其均衡發展，以緩解教育焦慮，那么凸顯職業教育的重要作用則是拓寬教育供給、提供學生多樣化發展的關鍵之舉。
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以法律形式明確了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同等重要的教育類型，打通了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上升通道，職業教育學生不再只能讀到大專層次，而是可以繼續讀本科甚至研究生。從當前的職教本科畢業生情況來看，他們的就業前景非常好。所以應在全社會加強職業教育地位和作用的宣傳，營造“崇尚一技之長、人人都有出彩機會”的社會氛圍，加強對職業教育的政策傾斜，為辦好高質量職業教育提供制度和經費保障是關鍵因素。
教育評價事關教育發展方向，有什么樣的評價指揮棒就有什么樣的辦學導向。教育系統內部的評價并不能徹底解決學生焦慮和內卷問題，但評價的導向能決定學生學習的內容。這里重點強調的評價改革并不是教育系統內部的評價改革，而是教育系統外的用人評價改革。應樹立正確的用人導向，扭轉“唯名校”“唯學歷”的用人導向，形成走職業教育發展之路同樣是成功之路的社會觀念。
持續推進系統改革，我們建議，不妨考慮建立全國范圍的職業資歷框架制度，有關部門將職業技能證書、發明創造與學歷等一同作為制定薪酬體系和職級體系的重要依據，引導社會形成“不唯學歷憑能力”“重視技術技能”的良好局面，從根本上破解焦慮，減輕負擔，從而落實全面發展和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