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日是第33個“世界艾滋病日”。今年也是一個特殊的年份，遭遇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對艾滋病的防控帶來了怎樣的挑戰?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經驗能夠為艾滋病的防治提供哪些有益的借鑒?科技日報記者為此采訪了行業內多位專家和一線工作人員。
疫情下艾滋病防控迎來新挑戰
新冠肺炎疫情已經蔓延近一年。其間，無論是社區等戒毒場所外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還是特殊場所內針對艾滋病戒毒人員的管理和關懷救助，都受到了全方位的挑戰。
“艾滋病隨訪管理人員是新冠肺炎疫情社區防控的中堅力量，作為基層公共衛生人員，在全力投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基礎上進行艾滋病感染者的隨訪、檢測工作等，可以說是‘難上加難’。”11月23日，成都中醫藥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四川省衛生健康委第十四批學術技術帶頭人楊義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說，疫情下針對社區等的防艾工作難點主要在于，在對人員的限制流動管理中，相關機構不易落實艾滋病隨訪管理服務;一些“面對面”“群體性”的宣傳干預工作無法開展;由于醫院診療人次減少，依托醫院開展的艾滋病擴大篩查項目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影響。
一位基層衛生工作人員表示，目前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免費治療實行的是屬地化管理制度，若是患者在疫情期間因滯留異地無法如期返回隨訪管理地區領取抗病毒治療藥品，就可能面臨斷藥的風險。
“正因如此，在積極防控新冠肺炎的同時，更應做好艾滋病防治的各項工作，包括常規篩查、哨點監測、特定人群流行病學調查和針對HIV感染者和病人的免費治療等。”楊義說。
性傳播成艾滋病傳播最主要途徑
“過去十年，我覺得最大的變化，是我國艾滋病傳播途徑從血液傳播變成了性傳播，需要控制的目標人群數量急劇增大。”在11月23日舉行的“四川艾滋病戒毒人員分類管理與關懷救助項目成果發布會”上，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專家邵一鳴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前我國性活躍人群是以億為單位計算的，而且呈現農村包圍城市式的趨勢。特別是男同性戀者(男同)一般生活在社會更開放、更包容的城市，大城市因此成了男同艾滋病增長最快的地方。一些南方農村地區還出現了老年人異性傳播問題。
“過去艾滋病防控目標群體是20—40歲的青壯年，現在人群年齡跨度從十幾歲的學生到90多歲的老人，這是新情況。”邵一鳴說，性屬于私人空間，傳播者越來越多地通過網絡聯絡，手段越來越隱秘，干預難度急劇增加。加上人口基數大，我國艾滋病新增感染人數、死亡人數和存活人數，在全球排名均已進入前十。
邵一鳴介紹，過去傳播人員主要集中在中原以及西南邊境。而現在，每年大學生新增艾滋病和感染報告人數中，男同占2/3以上，且呈現年輕化趨勢。“由于文化的原因，我國性教育總體比較滯后，禁毒教育、防艾教育也只在問題嚴重的地區小范圍開展。受疫情影響，線下的干預、檢測工作量較去年下降，與此同時，相關數據還在收集中，目前還很難判斷疫情與艾滋病傳播間的關系。”邵一鳴說。
醫聯體建設成防艾寶貴經驗
艾滋病患者免疫力普遍較差，這對疫情期間的醫療服務能力也提出了較高要求。作為“四川艾滋病戒毒人員分類管理與關懷救助項目”負責人，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公益慈善與非營利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雷小政提出，要對特殊的艾滋病戒毒人員多加關注。“優化對艾滋病戒毒人員分類管理和關懷救助，在理論上需要法學、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多學科深度合作。”
四川司法行政戒毒系統在疫情期間，通過醫聯體建設強化技術服務通道，提高了戒毒場所的醫療服務能力。據四川司法行政戒毒系統公布的數據顯示，疫情期間，通過遠程診療，發熱人數、離所就醫人數、離所住院人數、門診就診人次分別同比降低28%、90%、78%、26%，檢驗了醫療協作的實踐成效。
“目前，四川戒毒場所的所有醫療機構全部納入駐地組建的醫聯體，實現了遠程醫療、遠程教學、遠程培訓。”四川省戒毒管理局局長安家愛表示，開展“線上”疾病診療合作和戒毒醫療合作，既能基本滿足戒毒場所的醫療衛生服務需求，又可以大大提升戒毒治療工作水平。
“針對艾滋病戒毒人員，四川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統正努力構建場所、家庭、社會乃至不同區域密切合作的創新模式，針對艾滋病戒毒人員進行分類管理，強調在戒治、習藝、康復、醫療等方面保持一種相對獨立性。目前，形成了以安全管理為前提、以人文關愛為載體、以醫療救治為支撐、以權益維護為基礎、以教育矯治為核心、以轉介幫扶為延伸的工作經驗體系，在總體績效方面位居全國前列。”四川艾滋病戒毒人員分類管理與關懷救助項目組成員、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閆姝月告訴記者。
“只有早檢測才能早發現，早發現才能早治療，經過治療才能把病毒控制在比較低的水平。”閆姝月說，截至目前，全國司法行政戒毒系統建有艾滋病初篩實驗室51個、確證實驗室1個，對戒毒人員100%開展全員艾滋病篩查。
預防是最好的“疫苗”
在記者采訪中，多位專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中預防為主的理念為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在疫情期間，我們減少聚集、外出，出門佩戴口罩等，可謂是防上加防。回到艾滋病防治中來看，我們同樣需要‘防’，預防是最好的‘疫苗’。”楊義說，新冠肺炎防控期間全社會齊動員共同落實嚴格的戴口罩、勤洗手等非藥物干預措施模式，值得在防艾宣傳教育行動中用于推廣安全套的使用方面。
同時，新冠肺炎防控的溯源調查模式，也為艾滋病管理提供了重要參考。楊義說，這一經驗如果能夠運用到艾滋病防治中，對于聯合國規劃署提出2020年要實現艾滋病“3個90%”(經過診斷發現并知曉自身感染狀況的感染者達90%，符合治療條件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療達到90%，治療成功率達到90%)的防治目標將十分有利。
此外，由于新冠疫情下核酸檢測觀念的深入人心，普通大眾已經接受通過核酸檢測來診斷傳染病的方式，對于疾控系統今后開展艾滋病的核酸診斷也相對有利。“各地建設了大量主要用于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的實驗室，極大地增強了基層的核酸檢測能力，這些實驗室也可用于開展其他病毒的核酸檢測。”楊義說，值得注意的是，新冠肺炎疫情開啟了智慧醫療新時代，這將對艾滋病的防控帶來深刻的影響。“在保護隱私權的情況下，完善針對艾滋病戒毒人員相關大數據的智慧平臺，這可以進一步提高精準幫扶的能力，促進其更好地回歸社會。”
邵一鳴則建議，借鑒新冠肺炎防治的經驗，應該大力加強政府部門的聯防聯控，大力推動群防群控，除了進一步強化男同組織、紅絲帶等聚焦弱勢群體的非政府組織(NGO)，還應發揮工青婦、街道、村委會等傳統群眾組織作用，宣傳教育一般大眾，這樣才能把預防為主的國家衛生大政方針落實到位。
針對今年11月3日，教育部啟動開展的校園抗艾防艾行動，邵一鳴表示：“在互聯網信息社會，孩子的生活早已不是封閉的環境空間。性教育、禁毒教育、防艾教育應在中學全面開展，向孩子講清楚講透徹。否則，孩子可能從網絡和社會獲得不正確和不健康的信息，不利于成長發育、性健康和艾滋病預防。”
采訪中，多位專家一致提醒，性活躍者，尤其是與多個性伴侶發生不安全性行為的性活躍者、男男同性性行為者、接受非正規途徑的輸血或血液制品者、產前檢查和住院分娩的孕產婦、共用針具注射的人、結核病檢測為陽性的人以及性病檢測為陽性的人都屬于艾滋病高危人群，應當及時進行艾滋病毒的檢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