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強美元給全球資本市場帶來的壓力持續上升，過去一周內，英國、韓國、日本央行或政府紛紛開始干預本國市場。面對越來越多國家下場維穩，強美元還能維持多久?這種壓力和動蕩是否會孕育1985年廣場協議式的干預?
?美元牛市尚未結束
分析師普遍認為，今年導致美元強勢的因素仍在，美元牛市尚未結束。
瑞銀財富管理投資總監辦公室(CIO)發表的機構觀點稱，美元漲勢尚未結束，“目前，美元的實際有效匯率接近2000年以來的高點，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美元其實相當“昂貴”，特別是相對歐元、英鎊和瑞典克朗而言。長遠來看，我們相信美聯儲能夠成功控制通脹，當利率前景變得更清晰，美元料將在明年起走弱。但在短期內，我們認為美元牛市尚未結束，上調了對美元的觀點至看好，建議投資者可以考慮將現金和債券配置向美元傾斜。”
Capital.com的分析師西加里(Piero Cingari)對第一財經表示：“美元依然具備繼續走牛市軌道的各項條件。一方面，美聯儲仍然致力于對抗通貨膨脹，只有當美聯儲對通脹和失業之間的權衡變得更加平衡時，投資者才會開始對美聯儲政策轉向進行定價。而在此之前，我們首先需要看到一場具有通貨緊縮效應的全球衰退，但我們目前還沒到這個階段。”
另一方面，他稱，宏觀經濟基本面也繼續支持美元相對于其他主要貨幣，比如歐元和英鎊走強，這兩種貨幣都處于極端壓力之下。“除了利差因素，美元今年迄今升值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美國貿易條件由于能源價格上漲出現改善;反之，英國和歐洲的貿易狀況嚴重惡化。”此外，西加里預計，比起上述兩個原因，美元升值的下一階段可能會更加受到風險厭惡情緒進一步走高的推動，投資者或將美元視為全球市場動蕩下唯一的避風港。“如果全球避險情緒繼續上升，美元指數今年稍晚可能達到2001年7月的121高點。”
強美元導致匯市及全球市場波動
歷史上每一次強美元都會導致匯市和全球資本市場動蕩。近期，英鎊對美元一度跌至歷史最低點，日本央行的干預仍難助日元脫離對美元的24年低位，歐元進一步跌破與美元平價。除了這些跌幅最為顯著的主要貨幣外，10國集團(G10)的每一種貨幣今年對美元都出現貶值，平均跌幅約16%。
匯市波動也持續走高。上周，德銀的貨幣波動率指數(Currency Volatility Index)躍升至兩年半來的最高點13.55。該指數用于衡量七國集團(G7)主要貨幣的歷史波動率。分析師預計，匯市波動將持續。
CIBC資本市場北美外匯策略主管拉伊(Bipan Rai)表示：“目前的匯市確實還存在更多無序行動的基礎。雖然外匯交易員對波動并不陌生，但各種風險的匯合使此次波動顯得尤為突出。”他補充稱，“本輪匯市波動與2020年3月時不同，當時，政策制定者團結一致，對疫情的反應大體相似。而眼下，交易員面臨著全球央行在應對通脹飆升和貨幣疲軟時以不同方式作出的反應。”
FXD Capital首席執行官哈德爾斯頓(Chris Huddleston)表示：“過去，匯市波動是一個宏觀經濟故事，但這一次的波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央行故事，全球央行都在爭搶加息。”
不僅匯市，強美元還導致全球資本市場越發動蕩。
摩根士丹利投資管理全球固定收益團隊的投資組合經理兼首席固定收益策略卡倫(Jim Caron)對第一財經表示，美聯儲大幅加息以及伴隨而來的強美元已經構成了全球的一個風險情況。
他稱，由于美聯儲為全球最大央行，而美元是主要儲備貨幣，美聯儲政策對全球貨幣政策影響甚大。“美元作為主要儲備貨幣意味著美元在全球其他央行的外匯儲備中所占的比例為最高，從以抵消美元債務。換句話說，全球央行需要有充足的美元儲備來應對壓力。這些美元儲備主要投資于美國國債以賺取收入。”卡倫說道，“隨著美聯儲加息，美元走強，則代表外國貨幣相對美元走弱。由于國家本幣貶值會加劇通脹，將促使當地央行提高利率來對抗美元強勢，以壓抑高通脹。或者，國家可以通過買入本國貨幣干預貨幣市場，但只能用美元進行回購。為了籌集美元，國家可以出售美國國債，從而推高美國國債收益率。”
綜合上述原因，以及由于美債收益率高企及美元強勢對全球增長非常不利，他稱，最終利率上升和貨幣政策將形成惡性循環，而且許多外國債務均以美元計價，將導致美國國債收益率優勢縮窄。日本此前出手干預日元引起熱烈討論，如果類似的干預情況變得更為普遍，市場需認真看待。
摩根士丹利上周的一份報告也指出，美元持續走強預示著全球金融市場前景不妙，“從歷史上看，強美元通常會導致某種金融/經濟危機。而如果說有哪個時刻需要我們當心全球市場中的某一部分正在崩塌，那個時刻就是現在。”
紐約梅德利全球顧問公司(Medley global Advisors)的全球宏觀戰略董事總經理埃蒙斯(Ben Emons)表示，目前，隨著美元的升值導致匯率波動和新興市場美元融資成本上升，全球金融情況已經出現收緊，所謂的“美元勇士”(即對強美元做出反擊的外國央行)正在增加。這一過程，據埃蒙斯稱，往往伴隨投資者拋售美股和美債，創造了“現金為王”的情況。
除了影響全球資本市場，西加里對第一財經表示，美元走強通常還會對全球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尤其是對新興市場，因為這些市場的大部分債務是以美元計價的。此外，由于歐洲目前似乎是全球能源和通脹危機的中心，而大宗商品大部分以美元計價，本輪美元走強的影響會繼續對歐洲國家造成沉重影響。而在全球經濟放緩之際，英鎊或歐元走軟也無法大幅提振出口。因此，面對能源價格上漲和美元走強，預計歐洲和英國的貿易基本面還將繼續惡化。
會否有新一輪“廣場協議”?
雖然如此，但截至目前，不論是分析師還是美國自身的表態都駁斥了類似“1985年廣場協議”(Plaza Accord)那樣聯合干預的可能性。廣場協議是在1985年，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五國財長在美國的紐約廣場飯店簽訂了一項協議，通過聯合貨幣干預結束了20世紀80年代上半葉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的持續升值。廣場協議后的十年內，美元匯率不斷走低。
摩根士丹利策略是團隊上周四發布的一份報告稱：“在當今時代，聯合外匯干預很困難，因此我們不認為很快會出現新的廣場協議。即便在當年，圍繞匯率協調的討論最早開始于1982年，籌備了三年才孕育出廣場協議。”再者，該團隊補充稱，即便真的出現新一輪聯合干預，在當前條件下，也很難導致美元持續疲軟。因為與當年的情況不同，眼下，美國需要強美元。美元走弱將破壞美聯儲實現低通脹的目標，因為“美元走弱實際上是美國的通脹因素，也是國外的通貨緊縮因素”。而當年，美國的財政赤字急劇增加,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度增長，使得美國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提高其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以改善美國的貿易逆差。
埃蒙斯也認為，正式的聯合干預美元不太可能，各國可能會采取另一種形式的行動，即“各國央行對強勢美元發表更多言論”。
總部設在倫敦的金融智庫OMFIF的美國主席索貝爾(Mark Sobel)表示，“聯合干預措施通常只針對近年來最嚴重的危機，如果全球市場進一步發展至極度混亂和動蕩，我們或許可以找到聯合干預匯率的理由。但眼下，各國的貨幣政策分歧大大降低了聯合干預成功的機會，在此背景下進行的干預‘猶如向風中吐痰’。”
最為關鍵的是，英國、日本近期的動蕩還不足以令美國產生聯合干預的意愿。美國財政部截至目前尚未對近期的市場波動表達擔憂。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上周對外媒表示，市場運作良好，她也沒有看到可能導致金融穩定風險的流動性問題。在上周被問及G7是否可能效仿1985年的《廣場協議》以阻止美元強勁上漲時，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布萊恩·迪斯(Brian Deese)更是直言“這不是我們預期的發展方向”。
